編者按 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，共享經濟模式蓬勃發展，出現了諸如網約車公司的專車司機、外賣平臺的外賣員、APP預約上門的私人廚師等“平臺+個人”的新型用工方式。根據《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年度報告·2018》顯示，2017年我國提供共享經濟服務的服務者人數約為7000萬人，比上年增加1000萬人。作為一種新興業態，從業人員的工作時間和空間更加自由，但這種多樣化、靈活化、碎片化的用工模式使得勞動關系的邊界變得模糊，因為勞動關系的法律定性問題，從業人員陷入勞動權益缺乏保護的尷尬境地。
據聯誼報
調查
以外賣送餐平臺從業人員為樣本，寧波市總工會通過問卷調查的形式，對美團、餓了么、口碑等知名餐飲App的一些從業勞動者進行問卷調查和個人訪談，得到有效問卷589份。其中，占比最大的是美團外賣，約占42%，其次是餓了么外賣，約占31%，其他類型約占27%。調查發現，在合同簽訂方面，勞動合同簽訂率為零，簽訂的勞務協議內容多為勞動者要遵守公司各項規定等諸多義務。在勞動報酬方面，無基本工資，總收入由送單總數量決定，大部分公司定價為每單5至6元之間，在得到客戶25%以上好評后，好評單獎勵2元。在勞動條件方面，從業人員勞動期間必須統一著裝，實行出勤考核，無社會保險、無勞動保護、無職業危害防護等約定。從寧波市總工會信訪窗口接待情況來看，2018年度共享經濟從業人員求助296件，較上年同期的103件上升187%。從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仲裁的案件情況來看，涉平臺行業等新型勞動爭議案件已經占受理案件總數的15%左右，一方面說明靈活用工方式進一步向縱深發展，另一方面也反映因異地用工、網絡化運營、用工管理水平不到位而存在勞動爭議多發的風險。
困境
勞動關系難界定。傳統經濟體制下，勞動關系穩定而且明確，勞動者依附和從屬于企業，成為其組織的一部分。但在共享經濟模式中，交易需求可以通過平臺快速傳遞并將供需雙方即時匹配，從而改變了工作場所和工作時間的固定性，讓勞動者從傳統的“企業+員工”的組織形式向“平臺+個人”的形式轉變。但現行《勞動法》《勞動合同法》等勞動法律法規，對勞動關系的概念并沒有明確界定。
勞動標準難適用。共享經濟模式下，勞動者相對獨立，突破了傳統用工方式對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，而現行勞動標準的建立基礎是依據傳統工作方式擬定的。以工作時間為例，我國現行法律實行三類工作時間制度，即標準工時制、不定時工時制和綜合計算工時制。不定時工時制和綜合計算工時制有法定的適用范圍，并需經勞動行政部門批準，共享經濟模式下的勞動時間既非標準工時，也與上述兩種特殊工時存在一定的區別。
勞動權益難保障。共享經濟絕大多數使用臨時和兼職人員，大多簽訂的是勞務合同，企業以此規避繳納社會保險義務。由于從業人員無社會保險的保障，一旦發生工傷事故，獲得賠償相當困難。且從業人員流動性較大，工會的力量難以顧及，在薪資福利方面發生糾紛時無保障，極易受到不公正對待。
建議
明確勞動關系的界定，盡快完善勞動法律法規。要盡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，把堅持勞動關系本質作為界定共享經濟模式下勞動關系的基本理念，明確界定勞動關系。建立健全共享經濟新就業形態勞動標準體系，對勞動者的最低工資標準、工作時間標準、休息休假標準、勞動安全衛生標準、特殊勞動者保護標準等方面作出詳細規定，保護從業人員基本權益。
因地制宜、因行業而異，逐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。完善的社會保障不僅是從業人員意外工傷事故的保護傘，生病、年老后的保險帶，更是整個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，從業人員的社會保險問題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。要因地制宜、因行業而異盡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，避免企業為降低生產成本和用工風險，將本來應由自身承擔的責任轉嫁給勞動者或社會，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。
多方發力，加快完善監管機制與體系。人力社保、交通運輸、市場監管等相關部門要更加關注共享經濟從業人員這一新興群體，順應多元靈活用工的新形勢，制定針對性較強的監管機制與體系，及時成立行業管理組織，制定相應的行業規范、標準。
嚴格執法，加大對違規企業的處理力度。人力社保部門應加大仲裁和監察力度，及時糾正企業違反《勞動合同法》的行為。督促企業落實各項勞動法規政策，堅決制止部分企業以互聯網平臺為借口，想方設法與勞動者“剝離”勞動關系，通過所謂的“承包制”“合作制”掩蓋勞動用工的實質，規避勞動法律義務、侵害勞動者權益的行為。
用戶登錄